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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杨助穷人减免百万医疗债 获总统候选人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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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地时期,帮助穷人通常是私人、慈善机构和地方政府的事。新来乍到的移民主要靠先到的同胞提供帮助藉以谋生。

原标题:慈善事业:市场还是政治?

本站体育1月9日报道:

当时最流行的济贫方法是在每年固定的一段时间内,把穷人接到自己家庭中照顾,尤其是针对那些无法照顾自己的人。1687年,马萨诸塞州的海德里市议会就通过一个决议:设立一个专门的渠道,将需要济贫的对象轮流送到城里的各个家庭,让他们与这些家庭的成员一起共同生活两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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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亚特兰大媒体报道,老鹰球星特雷-杨最近宣布与慈善组织RIP Medical
Debt合作,为当地无力支付医疗债务的穷人减免了超过百万美元的贷款。

各类社团在协助解决贫困问题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较早出现的私人自愿慈善团体是波士顿的苏格兰人慈善协会,成立于1657年。接着在波士顿还出现了圣公会慈善协会、爱尔兰慈善协会,在纽约则有德意志人慈善协会、法国慈善协会等。这些组织基本上是通过捐税、私人捐赠等来进行济贫的。

导读

这家慈善组织在2014年创立,创始人正好就是曾经从事收债职业的人员,深知穷人之苦。他们利用捐赠的资金在二级债券市场以及低的价格购买捆绑医疗债务的投资组合。

一些殖民地的立法机构,也都立法确立为那些没有能力照顾自己或没有能力抚养家庭的人提供公共服务,如穷人可以得到免费的医疗救助。1664年,波士顿的行政人员付给托马斯·奥利弗医生5英镑的酬劳,因为他花了7个星期的时间免费为贫穷的人治病。

✎慈善首先要求参与各方的完全自愿,其中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强迫。✎不纯靠善心也能产生救助效果的自愿再分配,也应归入广义的慈善事业。✎最高贵的施舍是让人们摆脱施舍,而最有效的救济是让人们免于救济。✎**政治性福利制度及公办慈善事业既缺乏效率又滋生特权,最终是不可承受、无法负担之重。✎慈善与福利制度改革应秉持大市场和大社会取向。本文原标题《慈善事业:市场还是政府》,为订正第二版。

特别是对那些需要最迫切的账户,他们会选择两倍或低于联邦贫困线、资不抵债、或债务占全年收入5%以上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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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业:市场还是政治?

杨的做法,是通过他的个人基金会捐助1万美元用于大亚特兰大地区的精准救济工作,而通过这一慈善项目,105.9万美元的医疗债务将被消除。

但是,济贫也会给当地政府带来财政负担。如果移民中的贫民太多,当地政府也会采取措施。1736年,波士顿市政当局规定,在没有移民办公室许可的情况下,市民不得招待陌生人,不得为他们提供食宿超过两个星期。如果确定外来者会在本地长时间停留或为公共财政带来负担,无论他们从什么地方前来或者已经在这里居住了多久,都会被勒令离开,不愿意离开的人将被强制遣返。

文/禅心云起

570人将成为受益者,他们平均被减免的债务达到1858美元。从救济中受益的人已经在1月3日收到一个印有商标的黄色信封。

在美国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随着大规模的移民、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出现了大量靠工资谋生的劳动力,贫困人口也不断上升。如何解决贫困成为美国人经常争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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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表示:“亚特兰大张开双臂欢迎了我,回馈社区对我来说也非常重要。我希望这些家庭能得到一点慰藉,因为进入新年,他们的账单问题得到了缓解。”

许多人认为造成贫穷的责任不在社会而在个人,因为社会给每个人提供了平等的成功机会。在美国的精英们看来,美国地域广阔、物产丰富且工作机会很多,没有人会贫穷,一个四肢健全的人陷入贫穷的唯一原因是个人的软弱。19世纪初期的社会哲学家纳尚尼尔·威尔认为,一个健康的人还乞求社会的救济就已经超越了赎罪的限度,已经沦为一个只会吃喝的野兽。

慈善非义务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也称赞了杨的善举,并发出了竞选宣言:“真是非常慷慨的举动,但我们不该让一位NBA球星用慷慨去阻止医疗债务压垮美国人。我们会消除美国所有过去到期的医疗债务。”

1821年一个州调查公共住房情况的委员会认为,对穷人进行公共援助,“对他们的道德是最不经济、最有害、最浪费的,并且有损于他们的勤俭习惯,即由家庭自己供应的习惯”;“公共援助是麻醉剂,是危险的”。很多美国人认为不是通过公共援助而是通过私人和私人机构援助穷人,能使穷人不会把得到救济看作一项权利,而会着眼于通过努力工作改变自己的命运。

慈善,就其含义来讲,是一个人把自己所有之物,自愿性地再分配给他认为值得救助的另一个人。那么,怎样的行为才符合慈善的含义?或者反过来问,怎样的行为不属于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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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首先要求参与各方的完全自愿,其中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强迫。

基于这样的认识,各州政府济贫政策侧重于在各县建造一批济贫院,救济那些因长期失业而需要救助的,永久性丧失劳动力的或是一些明显不能照顾自己的穷人。健全躯体的穷人则很少能得到救助。而且,济贫院的条件非常差。19世纪50年代,一个纽约议员曾这样描述纽约各县级济贫院的情况:“很遗憾,很少人关心济贫院。

一个蟊贼或强盗,拿偷来抢来的东西去捐赠,是否算作慈善呢?当然不算。因为他所捐之物,皆属赃款赃物,他的捐赠是建立在失主财产遭窃被夺的痛苦之上,显然既不慈也不善,相反应视为一种不劳而获的不义之举。

无论在什么时候,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冰冷的冬天,在一间间既黑又令人窒息的小房间里充满了年复一年的非人折磨:在那里,孩子们没什么吃的,没什么穿的,完全不受教育;在那里,年迈的母亲卧病在床而没有医生照顾;在那里,一个妇女残酷地受到兽性般的鞭打……所有这些都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州里。对待动物一般都要比对待这些济贫院里靠救济的人更有人性。”

传说中罗宾汉之类的“侠盗”,受到安兰德这样的猛烈抨击:

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造成了大量的贫民,数以百万计的没有受过教育和缺少熟练技术的黑奴一下子成了自由人,他们中的许多成了流浪社会的游民。然而这些问题并不能归咎于个人或家庭,因此,不仅私人和私人机构对穷人进行援助,政府也向穷人提供公共援助。

style=”font-size: 16px;”>“这位被吹捧起来的有史以来最不道德的英雄第一人,他通过那些并不属于他自己的财产来做他的慈善事业,他分发给穷人那些并不是他自己创造或者生产的财富,他让那些被抢劫的人来为他大发善心的奢侈的义举买单。他是一个最无耻的理想的化身:也就是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劳动、不需要生产,只需要说出自己的欲望就可以获得这些根本不应当属于我们的东西。而罗宾汉所标榜的贫穷就是犯罪的理由,更是人类对正义的最大践踏。 style=”font-size: 16px;”>”

1865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法令,建立自由民局,这是美国建立的第一个联邦福利机构。自由民局最初的职责是救济和监护黑人、难民和管理无主的土地,1863~1869年开设了100多所医院,使50万病人就医,对贫困黑人和白人发放2000多万份口粮,并为黑人开办了4000多所学校。自由民局对于近代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影响。

那么,如一个人用暴力或胁迫手段迫使另一个人去捐赠,是否又算慈善呢?这样的“逼捐”当然也不算数。因为这同样违背了自愿原则。强制者的行为和盗贼所为没有任何区别。进一步,如果是以集体或国家的名义进行强制呢?这仍然不算是慈善。因为强迫的性质并不因为以个人的名义或以国家、集体名义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只要是非自愿,依然要使某个或某一部分人付出损失及痛苦的代价,依然是不正义也因而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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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以同情心来论证慈善系每个人尤其是富人之义务的这个观点呢?这于理不通。虽然慈善源于一个人对人类同胞感同身受的善心,也即同情心,但如果一位富豪对他人的施舍是出于某种道德或法律义务,那么他的举动到底是出于他的好心肠,还是出于他对舆论逼迫或法律强制的恐惧之心?如果是后者,那又怎配称为“善心”或“慈善”呢?另一方面,一个人的贫困或匮乏也不能使他建立起与资源之间的客观联系,从而当然也不能取得对他人所有之物的正当要求权

但内战结束后不久,美国的社会思潮重归保守,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流行的哲学。英国人斯宾塞的学说在美国影响很大。斯宾塞坚决反对一切旨在救济穷人的社会福利方案,他认为穷人是不适于生存的人,都应该被淘汰。他宣称:“自然界的一切作用在于要把这些人消灭掉,把他们从世界上扫除干净让位给优秀者。”另一位学者格雷厄姆·萨纳姆鼓吹自由放任主义和个人主义,坚信人生来不平等,认为为财产和社会地位而竞争会导致有益的结果;既可以消灭不适者,又可以保护种族兴盛和文化繁荣;贫困是天生劣质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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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想法还得到了宗教界的支持。拉塞尔·康韦尔牧师在一次布道中表示,贫穷是万恶之源。他说:“我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对穷人只寄予同情,但值得同情的穷人太少。同情一个因有罪恶而被上帝惩罚的人,那就意味着在上帝进行正义的惩处的时候帮助了他,这种举动毫无疑问是不对的。”保守的宗教界极力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针对19世纪末提高工人最低工资的要求,牧师沃德·比彻说道:“工人口口声声说,每天挣一元工钱,不够养活老婆和五六个孩子。我说够了,只要他们自己不抽烟、不喝酒的话。如果他们要全家都生活得称心如意,那的确不够。但每天1元钱买面包不是足够了吗?要知道,人不吃面包才活不下去!何况,喝水也不要花什么钱。”

慈善事业

正因为此,美国到20世纪早期,对穷人的救济始终停留在由私人、慈善团体和州政府来承担,而且其主要对象是确实无力照顾自己的老人、小孩、残疾人等。它仅仅是济贫,迟迟没有像欧洲那样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状况到20世纪30年代发生大危机时才有了彻底的改变。

与利润

有人(如学者薛兆丰)认为,同为自愿合作性质的事业,慈善有不同于商业之处:商业的效率和成败有金钱利润(亏损)作为指针,而一般意义上的慈善多是不求回报的付出,其效率因而尺度难寻。

但这样的理解失于肤浅而片面。慈善和利润动机本身并不矛盾。

考虑到在现代分工型社会当中,大型慈善事业基本需要托付中介,而中介严格来讲并非不求利润。从法律及会计的角度讲,中介所受款物只是托管或代收代付性质,他们要靠自己的专业服务及信誉来赚取管理费。慈善中介提供的服务包括:甄别符合捐助者要求的受赠人、保证物资善款得到符合捐助目的之妥善利用及受助成效的最大化,等等。如果由于信誉不佳、管理不善,收益不足以覆盖成本,那么这样的慈善中介机构,也会像其他类型的亏损企业一样,很难长期维持下去,会被其他竞争性中介机构取而代之。

此外,慈善捐助的主体大多是成功商人,足以说明了慈善除了善心以外还需要商业利润。我们假设一个企业家极端自私狭隘,一心盯着自己的钱袋。可即使这样的“贪婪者”,在激烈市场竞争当中,照样有动机为他的雇员提供免费食堂、幼托、阅读室或其他文体设施,以留住优秀人才、稳定员工队伍。他甚至还可能投身社会公益,制造广告宣传效应,确保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良好形象。虽然这些行为可能综合进这位企业家对利润的“冰冷”计算之中,但从旁观者视角,也的确取得了慈善救助的效果,仍不失为善举。

以下例子更为典型:大名鼎鼎的印度亚拉文私立眼科医院,通过对富人和穷人进行自愿性歧视定价,并采取规模化、流水线式的手术方式,向穷人提供免费或廉价的医疗服务,不仅实现盈利,而且快速发展。据报道,该医院年接待200万门诊病人,30万例眼科手术,其中收费病人占35%,对其他65%的病人提供免费医疗。谁又敢说这样的盈利性商业行为,不是慈善的一种形式?

如果把不纯靠善心也能产生救助效果的自愿再分配,也归入广义的慈善事业(我们可称之为非政治性的社会保障),那么各种交换互助性质的民间团体,甚至以赚取利润为目的的商业保险都应该纳入其中。因为任何商业保险都预设风险事件发生时从保险基金池当中提取赔偿,本质上是由承受同类型风险威胁的未受损失者向不幸受难者进行自愿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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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精神

与资本主义

慈善事业不可脱离一个市场社会而兴旺发达。如果认识到慈善所需物资储备源自生产财富,也就会认识到一个富有生产力的社会才是确保慈善事业充足救济能力的关键。举例而言,2010年33名智利矿工被困井下69天获救,若非该国长期坚持市场经济,有了充裕物资储备,要不是其他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企业慷慨援助尖端设备,要从这么深的井下救出矿工纯属天方夜谈。

一个不受束缚的自由市场制度,不仅促进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自由本身浇灌了高贵的人文精神,使之花繁叶茂,激发了人性的优良一面,使之友善博爱,最终从物质充盈及精神升华两个方面,携力促进慈善事业的充分发展。

此外,还应该认识到,最高贵的施舍是让人们摆脱施舍,而最有效的救济是让人们免于救济,这才是慈善精神的本质和目的所在。因此像美国经济教育基金会及米塞斯学院那样宣扬自由市场经济的教育机构,就是在从事一种更高层次的慈善事业。这两家机构不仅提供了大量免费人文资源——包括经济、伦理、政治、历史诸种文献以及各种线上、线下相关课程。它还从精神上激励人们成长为自由爱好者和进取企业家,从而把更多人从匮乏、困苦和绝望当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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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性福利

败坏慈善

然而,不少人尤其是一些社民色彩浓厚的“公知”大力宣扬,慈善应该由政府机构来操办。在他们低幼化的想象中,政府机构是一台如“永动机”一般分发好东西的机器,又如“大天使”般赐予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和免费教育,温情脉脉地为全体公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保姆式”服务。他们毫不顾虑这台机器最终变成嘶吼轰鸣的“利维坦”怪兽。

自由至上论者及保守主义者对公益和慈善事业的热忱一点都不少。他们反对政治性质的社会福利政策,不仅仅出于担忧这套制度必将使民众变得幼稚和驯服,更基于对其非正义性质的充分认识及反感。

所有人都应该明白,政府机构自己不创造财富,政府代表当中有慈善之心的人也并比民间更多(恰恰相反才对)。它提供的任何援助物资,都来自于公民纳税人本身。但很少人意识到,与自愿性质的慈善相比,政府机构实际采取的是非自愿性转移支付的方式,它的伦理性质更接近于一种不公的掠夺。

政府机构自身充当“中介”,还必然运用价格、数量、准入壁垒等各种不当竞争及行政管制手段,妨碍和排除其他慈善市场中介,从而极大限制各市场中介竞争的深度和广度,导致各民间慈善中介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被压低到市场正常需求水平以下。政治性福利还依赖于高税及税收不断增长,也进一步削弱了民间慈善的救济能力和意愿。

况且,政府代表并不只是依靠从经手托管物资中收取中介费或赚取利润,更可以凭恃特权和垄断地位,直接对托管物资进行“雁过拔毛式”的侵占和掠夺,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政府机构因掠夺而来的物资变得更加庞大。

政府代表也可以完全不顾捐助者(纳税人)的意愿,而是自己制定武断的再分配标准,凭自己的喜憎好恶把物资分配给它所看重的人,而非分配给纳税人认为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其分配结果必然有利于那些努力依附政府代表的攀附者或特权阶层。

政治性福利最终造成巨大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使本不该得到救助的人争相挤入乞求援助的行列。这在欧美国家至为明显,不仅形成了一个手握选票、专领救济的懒人阶层,而且刺激了一股专门前来瓜分福利的移民浪潮。正如汉斯-赫尔曼·霍普所说,政府机构救助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救助懒惰、得到懒惰,救助贫困、得到贫困。他指出:

style=”font-size: 16px;”>“补贴装病者、神经质者、冒失者、酒鬼、瘾君子、艾滋病人、保险管制及强制医疗健保下的‘自残’身心者,就会得到更多的疾病或没病装病、神精衰弱、不负责任、酒精依赖、沉溺毒瘾、艾滋病患及身心摧残。”

在欧美国家,即使政府受到强大个人权利及法治传统的束缚,政治性福利依然造成了巨大恶果,比如欧债危机及希腊、英国等国爆发的街头骚乱,更不乏令人发指的贪墨行为,最近的离岸市场律所客户信息泄露风波,牵扯出不少西欧政要,实在并不出人意料。由此看来,政治性福利制度不仅不能带来长治久安,还削弱了经济发展势头,使民众背上巨额债务,最终带来严重社会隐患。可见公办福利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是不可承受、无法负担之重。

因此,在对政治性福利的宣传蛊惑当中,我们要认清几类人的真面目:

一类是愚人,看乞丐可怜,身上有10块,拿出两块,然后逼身边人一人两块给乞丐。他认为就解决问题。但他不明白,乞丐花完钱还是乞丐,问题并没真正解决,甚至还会有人把乞讨当成赚钱法门,成为专业乞丐或专职懒汉。

另一类是伪人,一见乞丐就悲天悯人指责社会不公,然后要求别人必须为此负责,每人给他两块钱,而他自己的两块钱是不出的。如果别人说“等等,你让我们出你自己为啥不出”,这时候伪人会罗列一堆理由,比如你比我富有,我也是穷人,反正你不出就是冷血没良心,我呢是例外。

伪人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还是奸人。奸人怎么做呢?就是逼别人一人出3块,给乞丐8块,自己留下4块。这样乞丐实际上成为他牟利的工具。对他来说乞丐越多越有利可图。事实表明,专职奸人会和专职懒人形成默契、结成骗钱同盟。

政治性福利及公办慈善制度最终成为一套不断鼓励和制造愚、伪、奸、懒四类人的机制。在这样机制底下,真正的慈善精神必然受到极大压抑和破坏。

5 总结

慈善与福利

制度的改革

简言之,政治性福利制度及公办慈善事业,既缺乏效率又滋生特权,最要害的是,它还带来强制侵占的非正义后果,压制社会大众及市场企业家的慈善精神,因此必须得到彻底改革,且改革脉络应秉持清晰明确的大市场和大社会取向:

解除对广义上的社会慈善机构的各种限制,让各慈善组织及准慈善机构,包含各种商业保险企业、民间互助组织及非政府社会公益组织,彻底摆脱种种政策上的禁锢,逐步直至彻底替代各国现行的公办垄断性质的社保、医保制度及公办慈善机构,从而铲除滋生暴力、腐败和特权的土壤,建立起一个真正公平正义的慈善体系及社会保障救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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